由于没有对中国法理学的生成机制、思维方式缺陷以及已经取得的成就等进行认真梳理，只想在厘清教义学法学和社科法学关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并没有找到重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所以，这难以实现中国法理学理论体系的脱胎换骨。
当然，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有一定的误读，过分夸大了非规范的超越法律的方面。法律规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新时代的人民法官一定不能将裁判思维仅仅局限于个案纠纷的解决，局限于案结事了，而应该有更强烈的社会担当，努力通过个案裁判实现社会引领功能，推动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主管机关的法优于非主管机关的法，这也是法律解释需要遵循的重要规则。就具体个案而言，如果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硬性下判表面上看是遵守法律规定，实际效果往往会对制度正义产生反作用，此时更宜通过调解处理纠纷，以避免损害制度正义。具体而言，除非行政法律行为有重大违法被认定为无效之外，行政法律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行政法律行为即使确有错误，只要当事人没有异议，过了起诉期限，该行为即依法产生法律效果，只能作为既定的前提。第三，鉴于可推定商主体具备从事商行为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法官要更加尊重商主体的选择和判断，尊重商人之间的契约，不可轻易代替商主体作出判断。
第三，行政审判还有一个重要思维习惯，即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先定思维。当初步得出结论后，再从结论出发反思结论得出的过程，最终实现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就是对裁判效果的科学考量。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同的利益表现为：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或者新兴技术等不断发展，在未来社会中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人类族群内部的竞争，而很可能是人类与非人类的群体之间的竞争。目前绝大多数的法学理论研究者只专注于探究传统的法学问题，对未来法学的研究内容不屑一顾。即便是意识到未来法学研究重要性的学者，也大多只是从自身学科着手研究问题，未能形成全局观，缺乏统一原则指导，不免存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一方面是与人工智能的竞争。
（二）社会关系的变更使既有的法律、法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 从历史上看，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最新的科技成果促成的社会关系变革，正冲击着基于传统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体系。新的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但是，由于人类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片面性，我们并不能以上帝视角洞察这些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的存续带来哪些风险。
人类是作为一个族群而整体存在的，对于那些虽然能够完善个体，但却不利于人类整体存续发展的科技成果，应当进行严格限制。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借助智慧和伦理规范，才能使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为了确保对未来法学的研究能够始终服务于该目的，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维护人类主体地位是未来法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尽管随着科技成果的日新月异，当今人类社会已然面临着诸多前所未闻的法律难题，但其中，惟有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才是勾连未来法学与传统法学，并因而能够为未来法学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核心所在。
现如今，机器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专业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公共安全以及空间探索等各个领域。（二）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是未来法学研究应当秉持的利益观 首先，未来法学应当注意平衡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对于换头术而言，也同样会面临以下难题：在法律上，换头之后的人的人格与换头之前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的话，以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然都需终结。在这一古老而恒久的话题面前，未来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既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全面的效用评价，很多时候也不能进行后果计算。一方面，应当严禁以增强功能为目的对体细胞和生殖细胞进行编辑。
其次，未来法学也应当注意平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数据原生者、衍生者、交易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间，谁才是这些数据权利的主体，数据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公平占有数据和抑制数据垄断，如何合理使一个数据、数据权利和个人因素受到侵犯如何进行救济等，都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通过未来法学研究，可以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科技发展需求，有利于科技风险防范的规整逻辑。她经常与它依偎着外出，快乐地重温以往的经历。这就要求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这些不同领域的发展态势。然而新的技术的发展割裂了制定时的客观情形与解释时的客观情形。（二）必须正视制度设计背后的法律原理 国家必须通过法律对技术发展进行回应、保护或促进，但在立法上，如何以法律回应技术发展和进步，始终存在分歧和争议。从这个角度看，法律规整强调的是通过设定权利义务关系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合理分配。
另一方面，对于疾病的治疗而言，基因编辑技术也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发挥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实际不平等性，对于新成熟的科技成果，往往总是由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先享用。
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忽视了新兴技术带来的未来社会变革，很可能已经超出了个人、群体以及国家层面，而是涉及人类的存在自身。具体而言，如果根据现有法律标准宣告冷冻人死亡，倘若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可以成功复活冷冻人，则对于破坏尚未解冻的躯体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就会产生极大的争议。
只有在缺乏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严重的遗传疾病。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未来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根据既存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功利衡量，这势必导致多元社会参与主体的利益和义务分配方式更加复杂。
正如康德所言，纯粹理性在认识世界之际必须先检验自己的认识界限。如前所述，制度设计同背后的利益分配原理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要正视人何以为人这一终极问题。在现代国家，一般由国家垄断了所有制定法律或者执行法律的权力。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非线性与不确定性、脆弱性与风险性的复杂性社会。社会关系的变革，最终会引发法律调整手段的革新。
又如，对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科技研发者或者应用者往往更具备专业知识，因此，在形成法律规整的内容时，必然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传统的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势必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
因此，即使进行利益平衡，很多时候也难以全面地把握利益的构成方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平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确保分配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可以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就不得不对各种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利益进行排序，从而大致确立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四是缺乏相关政策、资金的支持。这一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降低，身份性弱化，相互承认每个个体都具有作为人的尊严，从而实现正义作为根本的制度原则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一人类尊严的诉求。亦即，它最终所调整的对象必然是那些在当今社会尚不存在的事物。因为众多科幻电影、未来学家早已警告人们：人工智能若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将会灭绝人类。
又如，2017年11月17日，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与之相类似的还有2014年在我国出现的首例冷冻胚胎归属案。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可能利用各种方式克服进化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社会关系的存在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时间的限制。其次，未来法学关注未来社会关系对既有的法律关系的影响。
特定的法律规则与其制定时的事实与法律情势密切相关。例如，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关系、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刑法中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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